一些与艺术相关的自我对话
2020 年 3 月于上海

我不想再用那些充满了“我思我感”的去“我”化语言了。
尽管这种语言是更容易被接受的,更容易令他人产生共情的,更容易被认为逻辑清晰的,更利于传播的;如果这个语言所呈现的逻辑与事实相悖,它也更容易被原谅的。
当代人在碎片化信息的裹挟下,习惯从阅读中获取认同感,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。
需要保持警惕吧,但也不能不拒绝这种危险,因为在面对艺术与生活相互拆解的过程中,艺术家更像是集体生活的档案管理员,艺术家从来都在阅读,也只能通过不断的阅读——对自我,对他人,对事件,对时间,对一切——来进行创作。 
当一切都被注意到的时候,一切都变得更加独立了,我从最开始倾向于寻找的关系——陈设之间或是容器与陈设之间——变得愈发淡薄。
雅克朗西埃在《美学中的不满》里有一句话:“艺术家是集体生活的档案管理员,是一种共有能力的搜集者或见证者。”说得很好。而作品则是艺术家所设置的接待区,面向观众,或者面向别的什么。它是一个交流的窗口,一个对话的渠道——并不作为结果存在。
选择如何创作,都没问题。保持创作无明确目的,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
因为有目的的交流,即为“谈判”,艺术家要怎么跟观众谈判呢?
什么也谈不了的。即便是想要劝诫什么,也是劝不动的,公益广告在这一点上比艺术更有效。
作为艺术,只能是交流。
艺术家与观众是平等的。任何一种高低位、偶像化、教育意义的添加,都会使艺术家与观众失去最好的交流语境。

关于“我”以及我与“我”以外的